2020年举行的第23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将改为在线会议

第23届世界艾滋病大会（AIDS 2020）是众多因新冠疫情而改为线上的科学会议之一。但不同的是，参加会议的2万人都是医学或科学界的著名专家。来自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医务工作者、制药公司和公共卫生官员花了1周的时间与受影响社区的人们进行密切互动，他们有时甚至还会受到来自亚洲和非洲偏远地区的村民、LGBTQ人群、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的指责。

演讲者中有总统、皇室成员，也有一线电影明星和音乐家。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免费进入虚拟会场，通过音乐、戏剧、电影、照片展览、雕塑和舞蹈营造节日气氛。

濮存昕和蒋雯丽参加了2014年的世界艾滋病大会

对在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医院工作的Pozniak来说，三月份的会议很明显要被取消，尽管当时加州似乎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他说：“我为奥克兰和旧金山感到心碎。”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变计划，采用了虚拟会议的方案。他说：“突然之间，IT技术就是一切。”Pozniak仍然对这次活动充满信心，大会将于7月6日至10日举行。（现在正在举行预备会议。）许多讨论将报道艾滋病与新冠肺炎的交叉。最后一天将是一场专门针对新流行病的会议，首先由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谭德赛（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开场演讲，闭幕式演讲由比尔·盖茨主持。盖茨的基金会长期以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帮助抗击传染病。

2020年举行的第23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将改为在线会议。

Pozniak在伦敦的家中回答《Science》杂志记者有关本次虚拟大会的问题。为了清晰和简洁，本文经过编辑。

问：世界艾滋病大会因不同群体之间的非凡融合而闻名。这将如何在虚拟环境中实现的呢？

答：当然，它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们会尽力带来相同的能量和沟通。对于经常在网上沟通的年轻一代人来说，缺少观众并不是什么问题。本次新冠危机使非常近距离的社交转变为远距离沟通想法和传达观点。但这并不是我期望的会议。

问：你第一次参加的世界艾滋病大会是什么样的？

答：我第一次参加的是1990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世界艾滋病大会。当时我在津巴布韦工作，我的飞机被取消了，所以我那次的旅行花了36个小时。我当时不知所措。但大会让人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因为我在非洲工作了两年，所以这种能在美国和欧洲举办的大会令我感到鼓舞。当时我一直在关注有多少研究正在进行。我认为这种行动主义很棒，它吸引了我。

问：虚拟会议是否也有好处？

答：对，大家不用坐飞机，也不需要办签证了，不必住在昂贵的酒店里，也不需要购买食物。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希望将这次虚拟会议变得更有乐趣。你可以参观虚拟的地球村，四处看看，很多住在远方或无法负担费用的人也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而过去他们需要等几周时间等新闻稿发布出来才可以看到一些内容。

问：你在三月份就决定举办虚拟会议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早的。

答：对。当时欧洲受到疫情的影响相当严重。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我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朋友都跟我说：“嘿，就看英国的了。”当我们与加利福尼亚州的人们交谈时，他们说感染人数正在上升。实际上，加州领导人是支持封锁政策和应对疫情的领军人物。

问：IAS亏本了吗？

答：IAS并不赚钱。我们有2000名奖金获得者，这次花的钱会更少，因为不需要为他们支付机票、签证和酒店等费用，所以实际上还节约了钱。我们已经将注册费用减少一半。

问：过去，会议地点一直是很多谈话的焦点。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2000年的会议上的发言改变了世界，这是我参加过的最震撼的会议之一。我感觉就像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一样。大厅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喊着“曼德拉，曼德拉”。无论是世界领导人发表的演讲，还是激进分子向研究人员、名人泼假血，所有这些都充满着力量。如果是虚拟会议的话，肯定达不到这种效果。

答：对。坐在那些改变我思维方式的人面前，我都会感觉到很有动力。但我们现在必须要应对这场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危险的世界大流行。如果我能挥动魔法棒，我希望明天就在奥克兰和旧金山开会。但这是不可能的。

问：我们是否应该举行虚拟会议？现在已经有大量的预印本，就像我们在会议上不断浏览大型海报展览一样。已经有了汽车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骑马吗？

答：您可能是正确的。去年，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我们还在思考：会议的未来是什么，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互联网技术，而且很多人的旅行和签证都很困难。但我认为会议仍然可以举行的原因之一是它具有同行评审功能。发生新冠疫情后，我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发现科学文章的质量大幅下降。虽然期刊应该进行同行评审，但会议也会进行大规模同行评审。我们会对摘要进行同行评审，然后展示一些你们可以观看和评论的内容。如果你认为这是一堆垃圾，想批评它，你就上网去做吧。”

[注：IAS通常会拒绝70%的提交摘要，而最重要的是口头报告，而不是海报展示。]

问：研究新冠病毒和艾滋病毒的科学家之间存在重叠。在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的科学家中有几位是艾滋病毒研究人员。您如何看待这两个领域的交叉？

答：在亚洲以外，我们最近一次大流行是艾滋病。因此，在应对艾滋病毒的过程中成长起一大批研究人员。来自艾滋病毒研究领域的学者了解针对病毒开发治疗、疫苗和动员人们的意义。他们会尝试动员科学界以实现目标。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动员地球上的每个社区成员来应对新冠肺炎。这是一场斗争。应对新冠疫情的领导者一直是政治领导。而应对艾滋病的领导者来自科学界，我们一直在试图劝说全球的领导者正确的做法。

问：您是一名传染病医生。您自己治疗过新冠肺炎患者吗？

答：现在很少了，但是几个星期前情况很糟的时候，我在病房里待了三个星期。这是一次非常令人担忧和恐怖的经历。这让我想起了昔日艾滋病肆虐的日子，那时有很多人濒临死亡，而其家属却没有来探望。在我开始从事研究的1983年，年轻人会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与父母、兄弟姐妹关系破裂。后来他们得了这种病，没有人去看望它们，他们是孤独的，而我们在努力为他们提供支持。患上这种病也是他们短暂生命的尽头，这种情况使我感到难过。当那次戴安娜王妃坐到病床前，握着艾滋病患者的手说：“看，这些人很正常，不是吗？”这真是太好了。但对于新冠肺炎来说这样做很难，因为它比艾滋病毒更容易传播。你不能坐在患者床前，更不能拥抱他们。

1996年10月，戴安娜王妃在伦敦Lighthouse一家专门为艾滋病感染者设置的医疗中心，与患者交谈。

问：世界艾滋病大会有什么任务进展吗？

答：环境是如此的不同寻常，我们有平台和召集能力去做一些事情。我强烈地感到我们应该有一些关于新冠肺炎的东西，借此可以提炼出新冠病毒的科学内容和社区方面的想法，而不仅仅是在线摘要或发表在期刊上的东西。我们可能不会再经历这样的事情了。

我们联系了很多人，他们都说，“好主意，这正是你需要做的。”但我不确定将来是否还会是这样。